1991年5月，86岁的黄文欢因病在北京去世。几天后，他的追悼会在八宝山革命公墓举行，送花圈的人不仅有中共领导人和各相关部门负责人，还有许多来自各界的朋友，包括当时在北京的国际友人。他的逝世得到了广泛的悼念，邓小平、陈云、李先念、王光美等同志也送上了花圈。在追悼会结束后，黄文欢被安葬在八宝山革命公墓。墓地四周围绕着大理石围栏，墓前的台阶下各有一对石狮守卫，墓碑高大庄严，上面刻着黄文欢的遗像和生卒年月。柏树参天，荫蔽着墓地，仿佛诉说着他一生的坚定与沉默，周围的一切都显得庄严肃穆，正如他生前给世人留下的印象。
中国媒体评价他时，称黄文欢是“中国人尊敬的老朋友”，一生怀着对中国人民深厚的情感，为中越两国的友谊和发展做出了诸多贡献。同时，他也被誉为一位名副其实的“中国通”。黄文欢不仅深入了解中国的传统文化，还用中文写下过许多诗歌和对联。黄文欢，这位越南革命家，晚年定居中国，成了许多中国人熟悉的面孔。他的一生充满传奇，最为外界所熟知的是他被评价为“叛逃”至中国的最高级外国领导人。那么，黄文欢为何告别故乡，远赴中国安享晚年呢？这一切要从他的个人经历谈起。
展开剩余81%黄文欢19岁便加入了反法革命斗争，21岁时，他在革命团体的帮助下离开故土，前往中国广州，成为胡志明领导下的越南革命青年训练班的一员。在这里，他勤奋学习，奠定了日后参与革命的基础。学业完成后，黄文欢返回越南，继续投入到革命活动中。不久，他在革命组织中渐露头角，并与胡志明等人共同成立了印度支那共产党。1935年，黄文欢年近三十时再次来到中国，他化名李光华，途经南京、武汉等地，在云南成立了越侨基层组织，带领印度支那共产党开展海外革命工作。然而，四年后，越共领导人黎鸿峰意外去世，给越南革命带来了巨大的挑战。幸好，黄文欢及时出手，与武英等人共同恢复了与胡志明的联系，并成功邀请胡志明回越南，挽救了越共组织。
黄文欢的这段历史，不仅与中国紧密相关，还与越南的革命事业息息相关。无论是参与北山起义，还是建立越南人民军的前身“越南救国军中队”，黄文欢的革命生涯与中国的支持密不可分。他不仅亲近中国，还将中国视为挚友。1945年，越南民主共和国成立，黄文欢成为越南的首任国防部副部长，并积极促进中越两国的外交工作。同年，他被任命为越南驻中国大使，来到中国并在这里住了七年。在这期间，黄文欢通过周总理的同意，化名“老蔡”，以华侨身份加入了中国第一批驻外大使培训班，学习外交事务。同时，中国政府为他提供了专门的住处，并安排了越南大使馆在史家胡同，这一切的背后，都显示出中国对他的极高重视。
然而，随着胡志明的去世，黄文欢却在越南当局的迫害下遭遇了命运的转折。黎笋集团逐渐抹杀了他在越南革命中的贡献，并将他从核心领导层中排挤出去。黄文欢失去了权力，只剩下虚名，成为了越南国会副主席。在越南国内的政治斗争中，黄文欢彻底沦为失败者，最终，在中越自卫反击战后，他带着愤懑和无奈，选择远赴北京寻求庇护。
1979年夏，黄文欢因持续高烧住进了河内军医院。医生诊断他可能患了肺结核，而非癌症。然而，他自己早有预感，认为自己可能得了癌症。面对这一局面，黄文欢决定逃离越南，在前往东德的途中，他在巴基斯坦转机时趁机脱身，前往中国驻卡拉奇总领馆寻求庇护。在那里，他巧妙地借助了语言障碍，成功引起了领事馆工作人员的注意。最终，中国方面通过外交渠道接应了黄文欢，并将他带到了北京。
黄文欢来到北京后，依然保持了革命者的坚定立场。他在中国不仅接受了医治，还继续投入到革命事业中。1980年，黄文欢在记者会上揭露了黎笋篡改胡志明遗嘱的事件，直言不讳地指责黎笋及其集团的“错误路线”，为此他甚至遭遇了越南当局的“缺席审判”，并被判定为“叛国罪”，判处死刑。但黄文欢从未因此而动摇自己的信仰和立场，他依然坚持着自己的革命理想。
经过治疗，黄文欢的健康状况逐渐好转。他主动接受了手术，并在中国医生的帮助下，成功战胜了病魔。与此同时，黄文欢继续写作，发表回忆录和诗集，记录他与中国的深厚情谊。数年后，随着中越关系的逐步恢复，越南方面的态度也有所缓解。虽然越南并未撤销对黄文欢的判决，但他与越南的关系逐渐松动，甚至允许他的亲属前来中国与他团聚。
1991年，黄文欢因病再次住院治疗，不久后因重要脏器衰竭而去世。中共领导对此给予了高度重视，并为他举行了追悼会，送别了这位一生为革命事业奋斗的老前辈。他的墓碑上写着“越南老一辈革命家，中国人民尊敬的老前辈”，以此来表达中国人民对黄文欢的深切敬意。
黄文欢的传奇一生，既是个人理想与国家命运交织的历史，也是中越两国间深厚友谊的象征。他的一生，充满了曲折与挑战，但也展现了革命者的不屈精神。他为革命事业的奉献，永远铭刻在历史的长河中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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